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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着的那朵菊。大概原本是红色，但有些地方已经褪了。她把木桶放在了脚边——很沉重的一声，然后直起腰来轻轻活动了一下。

哥哥也走了很久了。她说，我没见过子弹……但一定很疼吧？我听人说，有足足一个小拇指那么长。

我没说话，太宰治也没说话。那姑娘于是懂得了我们的沉默。她来时脸上的那种快乐与蓬勃慢慢消失了，变成了一点如雪一样轻的哀愁。她头上的菊没能别住从鬓角梳过去的发，掉下来一撮。她在胸前比划了一个十字，说，愿上帝保佑您。

她没见过子弹，可是却相信上帝。然后她又提着木桶走了，而我不知为什么感到悲伤。

我回过神来，视线略过太宰治。他似乎有些恍惚，坐在那里，目光完全空了，却落在那姑娘离开的方向。我知道他大概想起了自己远在津轻的亲人，却不知道说什么——这我从未体会过的感觉一定很特别，否则他绝不会兀地露出这样的神情。

我看着自己手上未愈合的裂口，低声说：是想他们了吧。

太宰治应了一声，然后又把视线移开，朝我笑了一下。我叹口气，说，实在想了，不如就写封信给他们吧？

他闻言顿了顿，却最终只是很轻地摇了摇头。五年了……他说。他们可能以为我已经死了，而且…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怎么会不知道该说什么呢，我说，很简单，问候一下他们，告诉他们其实你没有死。只要活着，就还有许多话可以说。

但太宰治还是摇头。他看着随着呼吸慢慢飘出去的白雾，低声说，可有什么意义呢。说着他又抬起眼来看了看远处白茫茫的一片冷色：我还是留在这里走不了。我还活着，他们却已经要把我当成死者来怀念了……我不知道。有时候，我宁愿他们早就把我忘记了。

我一时凝噎，两个人于是沉默下来。

……好啦，不说这个了。这是太宰治第二次主动把这个话题切断了。他收回视线，朝我微笑了一下。上次你没说，那这次？你在以前是做什么的呢？

我被他问得愣了一下。那日在小山坡上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，可是我没有回答——大概是因为没能实现的愿望连说出来都会觉得悲伤吧。只是这一次，我慢慢地眨了眨眼，低下头去，终于说：……我在酒吧弹琴。

他似乎有点吃惊，但很快敛了神色，似乎意识到这样的反应有些失礼。但我并不太在意。我把双手抬起来又放在面前被虫蛀得布满裂纹的小木桌上，然后模仿着记忆里的动作调整了一下姿势——握鸡蛋，我记得似乎有人这样告诉过我。渗进袖口的寒气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闹市里的小酒馆，我也是像这样坐在那台破旧的棕色钢琴前面，为酒馆里的醉鬼们伴上一曲蓝调爵士，或是一首悲伤的即兴。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一点勉强度日的，给我那重病的哥哥带回一块真正的白面包。

这种时候，音乐不是自由的。它变成了一种很沉重的东西，用来发泄我压抑的无处可逃的情感。只有在那些时候我才能从昏暗的贫民窟里短暂地走出来，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平等地站在一起——但其实来这里买醉的几乎都是和我一样的底层人，几杯勾兑了水的酒精一下肚他们就能飘飘欲仙，大喊着某个上层官员的名字说要打倒他。没有人真的会去听我的演奏，他们只是需要有一些什么声音代替他们痛苦的嘶吼。我于是也从来不去看周围那些东倒西歪的人们，假装我正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中被所有人认真地倾听着。